中国有序恢复出境游 亚太国家翘首以待“老朋友”回归******

　　新华社曼谷1月6日电（国际观察）中国有序恢复出境游亚太国家翘首以待“老朋友”回归

　　新华社记者

　　近期，中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旅游。新年伊始，中国游客将逐渐回归的消息，为亚太地区特别是以旅游业为支柱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再添信心。多国政府和旅游业界表示，热切欢迎中国“老朋友”们再度到来。

　　期待旅游业“春风”

　　在来自泰国的嘟嘟车司机马克眼中，中国游客回归是经济繁荣的信号。他十分怀念新冠疫情前曼谷市区熙熙攘攘、游客接踵摩肩的热闹场景。

　　疫情暴发前，2019年泰国共接待约4000万外国游客，其中中国游客占近三分之一。泰国财政部长阿空·登比达亚拜西日前表示，虽然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国有序恢复公民出境旅游等利好因素，有望推动泰国实现今年3.8%的经济增长目标。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披帕·拉差吉帕干表示，泰国已经将2023年游客人数预期由原本的2000万人次上调至2500万人次。

　　同样以阳光、沙滩和海岛闻名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也将中国视作重要国际游客来源地。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日前发出邀请，希望中国游客重返菲律宾，领略这个热带海岛国家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加·乌诺日前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疫情冲击印尼旅游业及将近100万个相关工作岗位，中国游客对印尼重振旅游业十分重要，越来越多往返中国与印尼的航班复航带来好消息。

　　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出，希望今年接待2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推动柬埔寨经济高速增长。

　　此外，近期多家跨境航空公司陆续计划增加国际航班与航线数量。中越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增加往返两国的航班和航线数量，助力区域跨境旅游业逐步复苏。

　　准备迎接“老朋友”

　　随着中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亚太地区各国旅游业从业者正为迎接中国游客到来而摩拳擦掌。

　　在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部分当地旅行社已开始与中国合作方沟通、定制最新游览路线。新西兰中国旅行社总经理李瑞秦表示，随着中国公民逐渐恢复出境游，中国游客将成为今年新西兰旅游业重要客源补充，助力当地旅游业进一步复苏。

　　在澳大利亚从事旅游行业十余年的何清远对记者说，中国春节即将到来，他们正策划一些针对中国游客的特色旅游项目。

　　在东南亚，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他沙说，泰国旅游业已开始准备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除了海滩和美食，他们计划向游客推荐泰东北部的民俗文化旅游线路。近来，缅甸饭店和旅游部积极组织汉语以及旅游相关培训课程，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菲律宾长滩岛、印尼巴厘岛等海岛向来备受中国游客青睐。长滩岛上，因疫情暂停营业的中餐厅陆续恢复经营，当地旅行社也相继推出春节旅游产品，主打海岛特色旅游吸引游客。

　　印度尼西亚旅游知识分子协会会长阿兹里尔·阿扎哈里告诉记者，旅游业是巴厘岛主要经济活动，盼望中国游客尽快到来，享受已更新升级、能满足更多元需求的旅游服务。

　　入境政策“一视同仁”

　　洪森表示，欢迎中国游客来柬旅游、振兴该国经济和旅游业，柬埔寨不会对华采取入境防疫限制措施。

　　新西兰政府4日重申，经过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新西兰对国际到达旅客的防疫要求保持不变，采取额外入境限制“既不需要也不合理”。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4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将对来自所有国家的入境者一视同仁，不会对某一个国家的入境者采取特殊防疫措施。

　　澳大利亚旅游业非常期盼中国游客到来。澳旅游和交通论坛首席执行官玛吉·奥斯蒙德说，任何针对中国游客入境的限制政策都将让本有望在2023年迎来复苏的旅游业遭遇一记重击。（执笔记者：宋宇；参与记者：刘锴、汪奥娜、孙磊、卢怀谦、李惠子、郝亚琳、吴长伟、张东强、林昊、陈家宝、李、蔡蜀亚、孙一、王媛媛）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