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铸就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新时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高度重视，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重大工作。军地双方适应强国强军大势，充分认清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意义，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行，把双拥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效，谱写了新时代军地军民团结奋斗、共创民族复兴伟业的辉煌篇章。

　　顺应时代，双拥工作组织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党、国家、军队建设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

　　“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发挥双拥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双拥工作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军地各级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强化双拥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地位作用，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在顶层设计、工作运行等方面谋篇布局，建立完善新时代双拥工作制度机制，为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领导和工作机构持续健全。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负责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移交安置、优抚褒扬等工作，组织指导全国拥军优属工作；设立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专司统筹军队援建工作；调整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39个成员单位涵盖党政军群各个方面……从国家到省、市、县，各级双拥工作领导和工作机构不断完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规则、职责分工细化规范，形成军地相互支持、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

　　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构建。全国人大制定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修订国防法、兵役法；中央军委出台首部群众工作规定，制定《关于军队做好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意见》；军地有关职能部门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军人军属优待、拥军支前、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进一步加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等方面的文件……各地积极研究制定拥军优属、军转安置、优抚褒扬等配套政策文件300余份，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运行机制不断优化创新。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着眼平时服务保障、战时拥军支前，建立健全双拥系统应急应战响应机制；全国双拥办制度化落实成员单位专题协商、联络员工作会商、情况通报、军地合署办公等机制，解决矛盾问题、形成军地合力；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每4年命名表彰一批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持续掀起双拥热潮。河北、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军地各方领导带动，双拥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队广泛建立，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拥军机制日益健全，激发起新时代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深厚力量。

　　凝心聚力，军民团结奋斗思想根基坚实牢固

　　近千封书信、数千公里路程，一头连着江淮大地，一头连着雪域边关。

　　从2021年春天开始，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和安徽安庆10多所中小学校的师生，通过“纸面”“云端”分享感动、传递温暖，完成一堂又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把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种子播撒进座座校园。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地各级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引领，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聚气，围绕爱国拥军、爱民奉献深入开展双拥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军民同心合力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有效。

　　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布宗边防连与驻地村党支部结对共学，联勤保障部队大连康复疗养中心组织理论骨干深入社区宣讲，青海省军区借助军地联教联育机制让党的声音传遍雪域高原……去年金秋十月以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成为军地各级开展双拥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

　　军地各级普遍采取专题学习、办班培训、理论研讨等形式，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感悟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忠心永向党、奋斗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牢固。

　　——全民国防观念进一步增强。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着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双拥意识和国防观念，组织开展“旗帜引领、同心铸梦”等系列双拥主题教育，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军营开放、烈士纪念日等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在民航、高铁、医院等公共场所设置“军人依法优先”标识；每年发布致双拥模范和优抚对象慰问信，评选发布“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召开全国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国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全社会日益形成的国防共识，串起了个人、家庭、国家的同心圆。

　　——双拥文化建设稳步推进。

　　“半条棉被”，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的鲜明标识：长征途经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下。2020年，这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

　　除推出一批讴歌双拥旋律的精品力作，军地还组织拍摄《新时代铸就双拥新辉煌》《情怀与担当》电视专题片，开展双拥歌曲、微视频和微电影主题文艺作品征集评选，并在主流媒体开设相关专题专栏；天津、上海、宁夏等地普遍设立双拥主题公园、广场和街区；内蒙古一支支乌兰牧骑活跃在一线，传扬军民携手戍边感人故事……双拥文化润物无声、遍地开花，持续激发广大军民爱国拥军、爱民奉献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强国强军，军地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硕果累累

　　进入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军地奋力承担起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任务，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部队官兵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形成军地合力良好局面，汇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航迹遍及7省区，飞播总面积超2600万亩，在陕北播撒出165个万亩以上连片绿化基地，这是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创造的绿色奇迹；与驻地巴仁乡十六村组织联建、产业联抓、文明联创，帮扶昔日贫穷落后的边疆小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文明村，这是新疆军区某师火力团交出的优异答卷。

　　放眼全军，他们是先进典型，更是生动缩影。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参与重大工程建设180多项、生态文明保护项目860多个；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定点帮扶4100个村，协助发展产业项目8351个，帮助贫困群众92.4万人；在特色援建行动中，持续深化党建、教育、医疗等援建，结对援建“八一爱民学校”360所，对口帮扶地方优抚医院60所，在新疆、西藏等地建设“惠民驿站”100个……全军官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为国兴利、为民造福。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助推改革强军战略。各地各部门积极协助做好军事用地保障、配套设施建设、水电油气供应等工作，支持建设1900多项军事重点工程。全国双拥办建立完善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采取专项调研、现地督导、挂账销号等方式，协调各地解决训练场地建设使用、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军事设施建设保护等问题。东部战区陆军机关组建后进驻福建省福州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前去走访，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20名异地调入的机关干部不到半年就搬进当地公租房小区。

　　服务部队备战打仗。各地大力支持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海上维权、反恐维稳等多样化军事任务，扎实搞好演训场地、交通运输、安全警戒、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形成部队练打仗、地方练支前生动局面。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积极与边海防基层部队结对共建，帮助解决吃水、用电等实际困难。自然资源部、国家电网公司和山东省青岛市，投入1.92亿元专门为长门岩岛驻军铺设海底电缆、升级海水淡化装置。江苏省投入700多万元，帮助西藏山南地区基层连队建设保温板房，购买烘干机、防寒衣等生活物资，改善了官兵战备执勤条件。

　　关心关爱军人军属。全国双拥办指导各地常态开展“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春节专项慰问边海防任务部队官兵，帮助官兵家庭办理老人就医、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实事2万余项。浙江省宁波市利用直播平台“云带岗”帮助2000余名退役士兵就业，组织免费为义务兵父母体检，采取“互联网+”就业服务模式破解随军家属就业难题，立起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鲜明导向。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地震突发时，洪水袭来时，山火蔓延时，子弟兵与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向险而行、生死与共；病毒肆虐时，军地医务工作者白衣披甲、合力阻击……在抵御自然灾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斗争中，军地军民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夺取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黄明、梅常伟）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