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共二十大·声音)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题：海外侨胞：中共二十大谋划未来 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新社记者 吴侃 门睿
中共二十大16日在北京开幕。海外侨胞受访时表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深感自豪，坚信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指明方向擘画蓝图
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虞安林说，中共二十大报告回顾了中国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汇聚奋发奋进的正能量，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报告中涉及侨务工作的表述让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高玮深有感触，“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侨务工作和华侨华人的重视，近年来中国侨务工作及为侨服务的理念与时俱进，期待相关部门未来出台更多惠侨举措，为侨胞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埃及华人华侨协会暨埃及开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付金丽表示，“海外侨胞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欣喜，相信在中共二十大制定的蓝图引领下，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不断书写新篇章，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大动能。”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海外侨胞与有荣焉。”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尤其关注中国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非洲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报告为中国未来擘画蓝图，既描绘了中国发展，也汇聚着世界机遇。”日中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联合总会会长李长作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将继续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法国《欧洲时报》采访中心主任黄冠杰表示，报告向世界清晰展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既让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有奔头，也让世界看到中国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决心，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解决复杂多变国际局势中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开辟了新思路。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然表示，从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到建设海南自贸港，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近年来中国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相信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发展将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汇聚侨力继续“搭桥”
报告指出，“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德国纽伦堡中文学校校长李立说，华侨华人作为全体中华儿女的一部分，应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为助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欧洲华商联合会执行会长戴志广表示，“报告提及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意大利是首个正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七国集团国家，旅意侨胞将充分整合技术和管理资源，继续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美国《美中报导》社长江维表示，海外华文媒体将继续创新话语方式，完善全媒体矩阵，接轨主流社会，让海外民众认识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中国，感受丰富包容的中华文化。
英国中华艺术中心主任毛埴鋮表示，“报告谈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华侨华人可以从东西方文化契合点出发，探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传播之路，通过能够唤起海外受众共鸣的艺术形式，助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完)
东西问·解码兔年 | 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中国传统的兔年春节将至，历经疫情考验的人们心怀希冀。自2023年1月18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解码兔年”系列稿，探究春节文化、“双立春”等的意涵与影响。 中新社敦煌1月20日电 题：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年春节，萌态可掬的兔子造型层出不穷。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存世千余年，绘制了共用三耳、循环追逐的三只兔子，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兔子造型。这一图案，也出现于巴基斯坦赤陶浮雕、叙利亚的多色陶瓷、欧洲教堂彩绘玻璃，乃至一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创作源起是什么，有何寓意？为何能在中西广受认同？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视频：【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有多少个？它们的造型、纹样有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共耳”的装饰图案广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各地，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从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壁画中“三兔共耳”发端于隋初，流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期，最终消亡于五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图案。其中，17个绘制在洞窟藻井图案中，4个为天宫栏墙装饰图案，还有1个绘制于藻井垂帐纹，共出现22处，隋代洞窟占比最多，共9幅。 总体来看，隋代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涩，而至隋代中晚期则极尽繁华，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的杰出代表，也是大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三兔共耳”的图案主体构成呈圆形，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分布其中，两两共用一耳，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相互追逐，首尾相接，动感十足，造型优美。早期图案中的兔子，以白色居多，唐代逐渐出现了黑色、灰褐等色。 中新社记者：该图案为何是三只兔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寓意。《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有往复循环、繁衍生息的涵义。“三”又与佛教涅槃思想吻合，三兔像是“前世”“今生”与“来世”，有“循环”“轮回”之意。 同时，古人眼中，“兔”的内涵也很丰富。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物性》中说：“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在《识小录》中云：“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认为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性，只有月亮中的兔子为雄性，加之兔子繁殖能力极强，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西晋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又说：“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古人认为月是“阴水”，还是白兔的化身，故《隋书·天文志》说：“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所以，藻井图案中兔子的形象，也有“月神”与“阴水”的意涵，是“以水克火”的延展。 另外，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极为流行，有着向朝廷进献“祥瑞”的传统。白色的鹿、兔子等世间稀有罕见，是吉祥、祥瑞的象征。经过魏晋南北朝战争，隋初人口相对退减，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成为普通民众朴素的期盼。藻井是莫高窟洞窟中最为核心的位置，将“三兔共耳”图案绘制在最中央的藻井中，也是寄托了洞窟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望。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有何源起，其创作手法有何特点？ 赵燕林：研究发现，“三兔共耳”图案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纹样十分接近，例如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图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敦盖、漆器上出现的三兽纹等，最为突出的是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以及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 其创作手法是中国传统的“共生”，即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同造型元素的相同部分叠加重合在一起，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不破坏单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历代纹样作品中，有大量的共生图案，内涵也多与生命繁衍、祈福相关。 “三兔共耳”的“共生”创作手法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宇宙观。中国古人重视天文，有星象崇拜，“三兔共耳”有自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即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的叠涩构架而成，体现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中新社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有无定论？该图案为何也在西方社会受到认同？ 赵燕林：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和商贸文化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和三大宗教在这里相会，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流交融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特征。存世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是出现在敦煌。 学界多认为，这一图案是从中国自东向西传播，其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渊薮。有部分学者猜想其源于中原，后从蒙古帝国西征时，从敦煌沿丝绸之路同时向蒙古国、印度、中亚各地传播，后从中亚、西亚向非洲的埃及、欧洲各国传播。也有学者提出，是战争把它带至西方社会。 该图案究竟源于何处，缘何被带至西方？目前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月亮当中有一只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演变，“三兔共耳”出现在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的金属盘、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窗上，成为当地宗教、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图饰，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该图案对于西方民众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做了调查，甚至专门有团队出版了《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带来无限遐想和吉祥的寓意。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与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是相通的。(完)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省甘谷县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三兔共耳”相关研究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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